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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一年后，我和李医生结婚了。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几个至交好友。婚后我们在城郊买了套小房子，带个小院子。我在院子里种满了向日葵，我喜欢这种花，永远向着太阳。向日葵开得正好，金黄的花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吃过午饭，我和李医生在院子里喝茶，看夕阳。“在想什么？”他问。去年冬天，我路过曾经的家。老房子已经卖了，据说为了凑术后的医药费。新主人装修时拆掉了旧门框，我在废墟里看见一片褪色的春联残角。那是我八岁时歪歪扭扭写下的“平安”。我站着看了很久，然后离开。没有留恋，只是确认那个需要靠“赎罪”才能存活的阮阮，已经和这房子一起，被时间拆解了。如今的我，依然会做噩梦。梦里还是那群人，指着我说“灾星”。但梦里长大的阮阮不再低头，她会直视每一双眼睛，说：“那是你们的命运，与我无关。”醒来时，李医生总是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像安抚一个终于肯哭出声的孩子。上周体检，医生笑着说：“囊肿基本看不见了，保持好心情就是最好的药。”你看，连我的肾脏都在告诉我，当你不再背负莫须有的罪，连身体都会轻盈起来。“在想”我靠在他肩上，“如果当年我捐了肾，现在会是什么样。”“幸好你没捐。”他握紧我的手，“否则我就遇不到你了。”我笑了，是啊，幸好。手机响了，是公益组织的同事：“阮姐，下周有个受助女孩想见你，她说听了你的讲座，鼓起勇气逃离了家暴的丈夫。”“好，安排时间吧。”挂断电话，我看着天边的晚霞。曾经我觉得自己是灾星，活在黑暗里。但现在我知道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太阳。院子里的太阳能灯自动亮起，暖黄的光照亮了那片向日葵。其中有一朵特别大，特别灿烂。我走过去，摸了摸它的花瓣。坚韧，勇敢，永远向着光。就像现在的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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